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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中国改革史新周期

四十年改革史,是中华民族接力复兴与全面现代化的历史,也是中国与世界以和平发展方式互动双赢的历史,更是东西方文明深切对话及中华文明重回世界历史舞台中心的历史。四十年改革史不仅奠定了中国全面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而且逐步形成了具有自主性与文明扩展性的中国发展道路与模式。正是在自身发展基础上,中国开始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互联互通,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中国式全球化”的新周期。“一带一路”是四十年改革史的汇聚与总结,也是新改革周期的战略框架,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传承与理念扩展意义。“一带一路”越发展,对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之基本路线正确性的确认就越深刻。四十年来,中国通过初期的改革开放加入西方全球化体系,但一直保持政治体制与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如今中国以“一带一路”方式与世界对话及分享中国成功的现代化模式,标志着中国与世界关系进入新常态。

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中力推自由贸易和分享经济,推动中国成为“继续全球化”的负责任大国,而同期的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其就职演说中却大谈贸易保护和限制移民,诱导一股“逆全球化”潮流。随后,在巴黎气候协定的立场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退出,而中国则接棒气候变化保护责任。这些新颖的变化,让人感觉到世界历史的时光错乱,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这是中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而美国式全球化显露颓势之交互作用的结果。

美国的“逆全球化”不是落后国家或产业工人式的“反全球化”,而是一种对全球化的调整策略,即重新寻求对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全球化方案。事实上,任何发达而进步的世界大国在本质上都不可能反对全球化,对全球化的具体立场和态度取决于“谁主导,谁受益”的根本原则。比如TPP,美国虽然主导,但不完全受益,所以特朗普宣布退出。

而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以其历史上古丝绸之路的互惠传统以及中国文明内部的天下观念而有可能矫正和超越西方贸易殖民主义的视野与利益局限,带来“和平与发展”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的对外资本输出不以制造危机和更迭政权为前提,而是高度尊重合作国家的文化秩序与政治体制。1980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今天的一带一路正是在超国家的开阔世界历史地域范围内探索一种对抗外部共同威胁、互通物产与文化、建立区域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主义道路与体系。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具有丰富厚重的历史内涵和哲学基础。

从政治哲学上来看,一带一路战略以“命运共同体”范式超越“民族国家”范式、以“陆权复兴、海陆并重”范式超越西方主导的“海权霸权”范式,对地缘政治秩序与世界历史体系进行重大的修正与重构,其战略意义在于扭转1453年以来世界历史对“海洋”与西方的单调依赖,重建以欧亚大陆为基础的“陆基文明”。这种新“陆基文明”以高铁、互联网及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发展秩序为内核,有可能开启下一个人类“五百年”的世界历史新纪元。

“丝绸”曾经作为中国古代贸易与文明的“名片”,作为西方人理解东方与中国的媒介。当然,今天中国重启“一带一路”,其“名片”已有了新的时代内涵,“高铁”与“互联网”正成为“一带一路”经济的新名片。

一带一路具有丰厚的历史渊源与基础,也有着复杂的历史叙事与现实竞争,我们可以大体总结如下:

第一,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史上有中国首倡和主推的贸易与文化路线,符合各国相互贸易及文化交流的和平发展需求,已经成为各国相互参与和共同建设的历史文化资产,中国重启“一带一路”计划具有历史正当性与现实合理性。

第二,丝绸之路的历史动力根源于欧亚大陆上东西方社会和民众对不同文化与物产的兴趣、理解与相互尊重,历来存在民间与官方两条路径,一带一路建设应在官方路径之外注意发现和激励民间路径和民间力量。

第三,丝绸之路本质上就是一种世界历史秩序和全球化方案,是多元文明共同参与、发掘和贡献其中的历史建构过程,其记忆、叙事和认知存在“复数”面向,因而需要我们在整合一带一路共同文化时加以求同存异,合理沟通,寻求最大共识。

第四,丝绸之路在现实国际政治中存在复杂的多层次规划与战略设计,甚至存在冲突对抗,这些因素和现象有历史渊源,更是全球化时代各国权力竞争的体现,要求我们在具体规划和推进一带一路项目及制度建设过程中加强风险评估和区域深度研究,加强多边协商民主机制的建构,加强对各方利益的关切与安顿,以“共同体”思维逐步弱化一带一路沿线的“民族国家”思维,推进一带一路共同体的观念与秩序更新。

第五,一带一路客观上以陆路为主,海路为辅,但在海洋哲学与海洋贸易仍然占据世界历史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我们应注意陆海并重,逐步突出陆路优势,并将海洋经济与贸易适度转引到陆路的高铁经济网络之中,实现陆海连接和优势转移。

第六,一带一路战略穿行的国家大多是经济相对落后、政治较不稳定、经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以及治理现代化水平不够完备的国家,也是在民族、宗教及全球化条件下遭遇重重矛盾困境的国家,更有殖民主义遗留的一系列文化与政治后果,因此需要根据不同对象深挖一带一路的历史基础与历史共同命运感,以历史文化的更长远回溯和建构来相对弱化西方殖民史的负面影响,并进而面对现实问题与处境而逐步建构一带一路共同体文化体系。

第七,一带一路的历史基础是丰富的文化产业创新与文化认同架构的素材与宝库,如何将这些历史元素表达为有助于增进一带一路共同体认同的文学、诗歌、影视、纪录片及文化创新机制,是一带一路文化软实力建构的重要着力点与突破口。

第八,对一带一路历史基础的回溯与发掘,需要适度克制“民族史观”而诉诸“共同体史观”,更需要立足中欧两个“发达端”而重述一种公正、客观的一带一路历史,并朝着有助于一带一路国家“继续全球化”的方向建构和发展。

我们今天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推进资本输出的同时,如何与全球范围内仍然有着显着影响的西方海洋史观进行对话与竞争,以及如何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一种“新世界史”的自觉和理性建构,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无可回避的顶层性、艰巨性难题。当然,这一过程要努力避免一种不成熟的、偏狭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史观的干扰,而应以真正的天下主义史观与和平发展哲学加以重新认识和建构。